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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以来,清江隔河岩考古队、高坝洲考古队先后对清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数次考古发掘,共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6处,这些遗址地层中出土文物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经对比研究发现,清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相当于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遗存。从出土的箭镞、鱼钩、网坠等狩猎和捕鱼工具,以及遗址地层中较多的鱼骨、兽骨来分析,鱼猎生活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石器共出土数千件,器形有斧、锛、锄、铲、钺、锤球、杵、镞等20余种,主要为生产用工具,分别用打制、磨制、打磨兼制、琢磨兼制等方法制成,石器制作的原料多就地取材,为清江河滩的烁石。

  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针、骨镞、骨钩、骨饰等。其中的骨锥、骨针作十分精致,有的骨针,其圆径仅0.5厘米,孔径只有0.08厘米。可见当时的骨器制作工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陶器主要有碗、钵、盘、簋、器盖、杯、盆、鼎、罐、釜、缸、支座等20多种,时代偏早的陶器有碗、盆、盘、器盖等,时代偏晚的陶器有圈足碗、猪嘴形支座、彩陶单耳杯等。 作为廪君时期巴国五个氏族来源的武落钟离山,位于长阳县西北的都镇湾东侧,9992019银河国际手机西北临清江,东南临南汉溪,三面环水,山上五峰并立,据《太平寰宇记》载:“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山,在长阳县西北七十八里。” 所谓“夷水”,又谓“盐水”,即清江,《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载:“今夷陵郡巴山县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盐水”。

  如今在清江中游地区调查发现的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阳县境内,共有4处,即香炉石遗址、桅杆坪遗址、南岸坪遗址、深潭弯遗址等,在长阳以西的巴东、建始、恩施境内的一些遗址中,虽发现有零星的商、周时期的陶器碎片。在上述几处被确认的早期巴人遗存中,以香炉石遗址最具代表性。

  香炉石遗址地处清江腹心──长阳渔峡口,1988年和1989年先后作过两次发掘,该遗址处在陡峭山崖的夹缝中,面积约700多平方米,文化层的整体堆积厚度达到4.5米以上,不仅堆积较厚,且遗物保存较好,这是目前在整个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遗存”。

  香炉石遗址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7个层位,遗址地层堆积中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仅首次发掘的400平方米的面积中,就出土各类石器、骨器、陶器、兵器等多达9240件。且这些文化遗物自夏商时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而未间断,并被学术界确认为是属于“早期巴文化遗物”。现结合地层与出土遗物逐次进行分析。

  夏代以前的巴人源头,学术界如今争议颇大,有清江说,峡江说(西陵峡),甚至还有三星堆文化说等等,无论哪种说法都缺少充分的材料让学术界所信服,因为在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与夏、商、周时期的香炉石文化之间还存在很大一段缺环。

  在西陵峡地区虽发现了时代较早、数量较多的巴文化遗址,有的遗址在夏时期的巴人遗存之下直接叠压着湖北龙山文化地层,但诸多遗址从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及文化内涵看,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巴文化的遗存不够单纯,土著文化的特色均不及清江流域的香炉石遗址那么系统典型,川西平原发现的三星堆文化也不能代表巴文化的源头,因为三星堆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是小平底罐,而鄂西清江流域及西陵峡地区巴文化遗存的代表性器物是圜底釜,这应是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能说后者也出土了小平底罐就与三星堆是同属一种文化体系。

  如今在清江下游和清江与长江交汇处的石板巷子、茶店子和鸡脑河等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末期至夏代早期的巴文化遗存,但由于发掘工作做得较少,所获资料有限,还难于作出更为确切的论证。

  至夏禹时期,巴国加入夏王朝,成为夏王朝的诸侯之一。《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载:“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至此,巴国成为夏的统治集团的一个部分。《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泸州丹山景区位于泸州市南114公里的叙永县境内,由分散的几个景点组成,总面积200多平方公里,为国家级旅游景点)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竹书纪年》也记载:“帝启八年,帝使孟涂人巴涖讼。”

  这一阶段共分两层:遗址第⑥层文化层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距今3520±130年,相当于中原商代早期文化层;第⑤层文化层相当于商代中、晚期夏末商初,巴作为夏的一部分,参与了夏与殷的斗争,起码在夏灭亡的时候,巴并没有成为商的同盟。《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厥咎,乃降于巫山。”巫山,即巴国所在,巴国收留了夏亡国后的遗民。

  在商代,巴没有完全臣服加入殷政权,反而和殷发生过战争。殷墟文字记载说明,公元前13世纪的殷武丁时期,武丁和妇好都曾经征讨过巴国。

  遗址第⑤层出土的商代中、晚期文化遗物,以陶器为大宗,石器呈明显下降的趋势,陶器中以釜为器类之冠,占陶器总数的90%以上,次为罐、钵、杯、豆、纺轮和网坠。釜的器形大小不一,有夹砂灰褐陶、褐陶、黄褐陶等,饰有细绳纹、方格纹、蓝纹等。说明这一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制陶技术的进步,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文化中逐步占据其重要位置。

  此外,在该地层中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卜骨和与生活相关的兽骨,卜骨用大鱼的左鳃盖骨制成,均有钻孔。钻孔大多为椭圆形、圆形和长方形,一般凿槽较深,有的已凿穿,烧灼痕迹明显,有的可看见兆纹。 公元前11世纪,巴的军队作为前锋加入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也因此在周灭商后,正式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之一,并入周王朝的疆域。《华阳国志·巴志》称:“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代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

  春秋时期的楚国逐渐强大,驱赶巴国的疆域不断向西迁移。《华阳国志·巴志》载:“巴、楚数相攻伐”“巴子怒,伐邓,败之。其后巴师、楚师伐申。楚子惊巴师。鲁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鲁文公十六年,巴与秦、楚共灭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

  《左传·桓公九年》:“文十六年(即公元前611年)以后,巴遂不见,盖楚灭之。”最终楚国夺取了巴国经济的根基:位于巫溪和清江的盐业基地。逼使巴都城也沿江向西迁移。《华阳国志·巴志》:“巴子时虽都江州(重庆 主城区),或治垫江(重庆合川),或治平都(重庆丰都),后治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重庆涪陵)”

  其中陶釜的数量达2100多件,占陶器总数的88.3%左右。陶质有夹砂褐陶、灰褐陶、黄褐陶、、泥质灰陶、灰褐陶等。纹饰有方格纹、绳纹、回形纹等。器形的制作以手制为主,不少器壁还保留有手指按窝,说明在西周时期,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巴文化中依然十分兴盛。除陶釜之外,其它陶器器类有罐、盆、钵、杯、纺轮、网坠等。

  还出土了两枚陶质印章,印章印文为阴刻。张政良认为:陶玺印文字属巴蜀文化系统。陈公柔认为:两玺印出在早期巴文化遗址西周地层中,当然是巴人比较早的玺印。夏渌认为:两玺印印文一为“蔡”,一为“鲛”,前者与甲骨文相近,后者与有巨口有利齿的水生动物有关。是中国玺印历史中的文字记载找到了第一件实物例证,在此之前,我国所发现的古玺印上限仅在战国。也证明中国首先使用玺印。尽管香炉石遗址陶玺印的印文目前尚未辨识清楚,但不影响称它是古代玺印的定名,即使是用它来印陶器,也应是我国古代玺印的一种或玺印的祖型。

  除上述陶器外,还出土了少量的石器和骨器。石器有斧、锛、刀、镞、纺轮、砺石等;骨器有锥、镞、牙饰等。同时还出土了部分卜骨已及大量的与生活相关的兽骨、鸟骨、鱼骨等,其卜骨的制作方法与钻孔形状与商代出土遗物基本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地层中出土了部分铜器小件,计有铜锥、铜凿、铜镞、铜环、铜鱼钩等。另外,还发现了贝币,均为海贝,虽然数量不多,应是巴人区域货币史的实物依据。说明清江流域在西周时期已开始慢慢步入青铜时代,经济交往中逐步开始使用货币。

  从该地层出土遗物可以看出,西周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在生产技术、制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中依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说明早期巴文化有其自成体系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清江流域的巴人依然处于氏族部落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社会状态,石器和骨器等原始工具依然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鱼猎和采集依然是当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手段,巫术活动中仍然以占卜为主要活动方式。 遗址第③层为东周早期文化层(即春秋时期),出土遗物中仍以陶器为大宗,占遗物总量的97.3%。此外,石器、骨器、铜器,也有一定数量的出土。

  陶器器类仍以釜为主,占陶器总量的68%左右,釜的器形发生变化,较前期变小。还发现有鬲、罐、瓮、钵、碗、盘、豆、杯、纺轮、网坠等。豆的形态特点各异,其中有碗形豆、细柄豆等。陶质有夹砂灰褐陶或黑陶,泥质陶中有灰陶、灰黑陶等。纹饰主要有方格纹、绳纹、锯齿纹、鱼鳞状网状暗纹、锥刺小三角纹等。陶釜是早期巴文化中最具特征的代表性器物。以陶釜为特征的自成体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依然占据重要位置,釜的形体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无论从陶系特点和器物特点看,一直保持着早期巴人土著文化特色。

  石器器类主要有斧、锛、刀、镞、纺轮、砺石、凿、铲、环、坠饰等,石器数量与前期同类出土物呈明显下降趋势。铜器有锥、凿、削刀、镞等。骨器有锥、铲、凿、筷、镞、牙饰等。

  这一时期出现部分楚文化的器物,如楚式鬲等,楚文化开始影响到清江中游地区,也说明巴人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 战国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逐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沿清江上游西迁进入川东;一部分往南进入了湘西;还有一部分则在清江流域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战国到秦汉时期,以虎钮淳于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逐步取代了早期巴文化中以釜为特征的陶器文化,青铜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1949年以来,在清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窖藏出土的巴式青铜器50余件在这些出土的虎钮淳于中,保存最为完整、造型最为精致、器物最为珍贵的当属在建始景阳出土的双虎钮淳于。

  双虎钮淳于重12.75公斤,通高49厘米,整个形状上大下小,肩部隆起,略成椭圆的圆柱体。上端有一长32厘米,宽25厘米的椭圆形盘,盘中并立两只长15厘米的铜虎,双虎间有一环相连,便于悬挂,虎身刻有柳叶形花纹,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体态丰满,栩栩如生。

  淳于为乐器,由淳与盂两种器形复合而成。《周礼·鼓人》云:“以金淳和鼓”。郑《注》:“淳,淳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近代出土有陶制淳于,都作“碓头大上小下”之形,加上素钮,以便悬系,这应是早期淳于的形制,铜制淳于多是模仿陶制而成。依照考古分期,淳于必然是由陶淳→素淳→钮淳→虎淳,从粗糙向精制发展而成 ,据考证,淳于的起源应在黄河流域。

  山东,为春秋时期,以后由山东逐步传入江淮。春秋时代的淳于,主要用于战阵,《国语·晋语》曰:“战以淳于、丁宁(丁宁,钲也),儆其民也。”同书《吴语》曰:“吴王夫差乃秉战袍,亲就,鸣钟鼓、丁宁、淳于、振铎。”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晋国和长江流域的吴国都有了淳于,并用于战阵。

  淳于传入清江流域及三峡地区的巴人区域时,则逐步改变了原有的特征,以虎为钮,巴人从东夷人那里继承和袭用了淳于的形体和音乐功能,同时对淳于之钮加以改造创新,让虎的威严,凌驾于淳于之上,使之成为巴民族的象征,并以此物祈求虎神的保护。

  虎钮淳于主要分布于渝、湘、鄂、黔毗邻区域,从战国到汉代,可谓盛极一时。从总体特征看,其铸造风格、图案表现手法以及淳于的形体特点等,均不属于专门的作坊制作,而是有小区域的制作风格。

  铸范风格各异,使虎钮淳于形成了精彩纷呈的局面。从虎钮淳于的大小尺寸看,鄂西清江流域的虎淳多在55──70厘米之间,而湘西地区的虎淳则多在50──55厘米。从虎的形态上看,鄂西南清江流域的虎淳上,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有的虎淳之虎背部生有双翼,有如虎添翼之势,整个形象威严而神秘;而湘西北之虎,张口而不露齿,或露出不明显,尾多上翘,背部无翼,整个形象朴实生动,接近自然界中所见的虎的形象。这些不同特点,说明虎钮淳于在当时存在着小区域差异。但虎钮淳于之虎经过论证却并非巴人的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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